麦子换烤牌
□ 陆海生
母亲拖了半袋麦子，准备去换烤牌。我连忙跟着去。烤牌刚出炉，闻着香味，瞬间就感觉童年的味道又回来了。
烤牌是鲁南苏北地区的一种传统面食，因形似古代大臣上朝所持笏板而得名。村东头的老槐树下，便是打烤牌的铺子。一个半埋在地里的土陶炉，口小肚大，炉膛里烧着红透了的枣木炭，不见明火，只有逼人的热浪一波一波地漾出来。守着炉的，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伯。他先从一旁的面盆里揪下一块醒好的油亮面团，反复搓揉，形成圆滚滚的长块后，便双手各持一端，猛地拎起来，双臂一摊，一根柔柔糯糯的长条就躺在了案板上。然后他背过手去，双手握紧，弯下身子，用拳把长条压扁，再横向压平，接着用刀把长条截成一段一段，大小一致，再用手掌擀成一小块扁长的面饼。主要工序完成，接下来就是锦上添花。他的手极快，用一把细齿的木梳，在面饼上斜斜地压出菱形花纹，又用一把小刷子飞快地刷上一点儿糖稀水，撒上几粒白芝麻。然后，他伸出那只布满烫疤的黝黑右手，将面饼托起，“啪、啪、啪”，一块块贴向炉膛的内壁。那动作迅捷、稳当，带着一种千锤百炼的韵律感。面饼一贴上滚烫的炉壁，便发出“嗤”的一声轻响，仿佛被注入了生命，立刻开始膨胀、变色，那股子混合了麦芽甜与炭火焦的奇异香气毫无保留地喷涌出来，霸道地钻入我的每一个毛孔。
不过一两分钟，那烤牌便成了。“等不及了！”母亲笑了，数着烤牌。“这次先拿十块，剩余的麦子放这里，下次再说！”“好的，我记账了，放心！”老伯接过母亲的麦子，并不称量，只用手掂一掂，便点了点头。
那时候的烤牌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花样，没有芝麻，也没有糖稀，却香脆得令人迷糊。家里麦子不多，父母严控，拿不得偷不得，少一点，父母都能看得出来。要钱没钱，要麦没麦，怎么办呢？于是，为了解馋，趁着农忙假，我和小伙伴们就去田间地头捡麦穗。零星的麦穗，斜插在割剩的麦茬地里，或者路旁干涸的沟渠里，在忙碌中被遗忘。我们将它们捡拾起来，扯去横七竖八的麦梗，小心翼翼地捋齐了，放进篮子里。一下午的工夫，也能在篮子里堆成一个小山丘。日头那么辣，麦芒那么尖，汗水那么咸，但我没有怨言，心里只揣着一份隐秘而又甜蜜的期盼。
拾来的麦穗，奶奶会把它们摊在院里的青石板上，用棒槌轻轻地捶打，让那些干透了的麦粒从壳里蹦跳出来。然后，她端起簸箕，迎着风，扬啊扬啊，金黄的麦粒沙沙地落在笸箩里，秕子和碎壳就被风带走了。簸净了，她便用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袋仔细地包好，拉着我说：“走，咱换烤牌去。”
到了铺子，奶奶解开袋口细绳，老伯将一双粗手在身上油亮的围裙上揩了揩，并不用秤，只是伸手插进布袋深处，缓缓地捞起一把麦子。麦粒从他指缝间沙沙地流下，每一粒都逃不出我的视线。他眯着眼，将掌心里剩下的麦粒凑到眼前，仔细地看色泽，又用拇指和食指捻起几颗，放进嘴里，“嘎嘣”一声咬开，听那声响，品那硬度。“嘿嘿，还不错！”于是，一桩最朴素的物物交换，便在这热浪与麦香中无声地达成了。
烤牌出炉了，奶奶总是用一方干净的手绢接着，小心翼翼地捧到我面前，连声说：“慢点，烫，慢点吹吹。”我哪里等得及吹凉，两手倒换着捧着那滚烫的烤牌，沿着焦脆的边缘，试探着咬下一小口。“咔嚓”一声轻响，是外壳碎裂的脆响；紧接着，一股更猛烈的热气裹挟着纯粹的麦香冲进口腔。那刚出炉的芯子是极软、极韧的，带着一点微微的咸，一点淡淡的甜，咀嚼起来，有一种朴素、踏实的筋道。外焦里软，热烫喷香，这便是童年里关于“好吃”二字的最佳定义了。我总是大口地吃，吃出一头一脸的汗。奶奶就在一旁看着，用她那带着麦秸划痕的粗糙的手，替我揩去额角的汗，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。夕阳的余晖，透过老槐树密密的叶子，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和满足的笑纹里，也洒在我手中那块金黄的烤牌上。
一晃20多年过去，老伯已认不出我了。但故乡还是那个故乡，麦田还是那块麦田，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，烤牌还是那个美好的味道，于是，不论离家多远，都慢不下回家的脚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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